1948年冬季，淮海战场的战斗异常激烈。在徐州剿总的会议室里，坐满了大量高级军官，几乎每个人的肩章都是闪闪的两颗金星。副总司令杜聿明是中将，数位军团指挥官也是中将，甚至一些老资格的师长也同样佩戴中将军衔。有人打趣地说，如果在这个房间扔一颗手榴弹，喻指大多数中将都会被炸死，剩下的可能是个“中将加上将衔”，算是个半个上将预备队。

在基层部队，情况更为混乱。许多杂牌军的团长都挂着少将军衔，而营级干部中的上校更是比比皆是。若是在现代，你敢想象吗？团长的肩章和师长相当，师长的军衔与副司令平级，而全国的少将数量甚至超过了前线真实的野战团长。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军衔制度，实乃近代最荒唐的“批发工程”，值得称道的军人荣耀却沦为手到擒来的平常物。

首先，北洋时期的军衔制度最初相对严格，但后期逐渐混乱。很多人认为军衔混乱是国民党的专利，实际上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有相似现象。1912年民国成立之初，北洋政府确立了三等九级军衔制，规定将、校、尉各自分为上、中、少三个等级，条约明确。袁世凯虽然争议颇多，但在掌控军权方面颇有一手，他对实授陆军上将要求极为严格，实权人物必须具备相应的军事地位，直到北洋十六年，名正言顺的陆军上将也不过三十多人，同时名义上存在荣誉性质的“上将军”，整体数量无法与实际职位比较。至于少将，几乎都是旅长起步，而团长若能成为上校，已算得功夫堪比祖坟冒青烟。 球友会

然而，随着军阀混战，渐渐地规矩放宽。1918年后，北洋各路大帅为心腹手下私封将军的现象开始增多，但由于受限于地盘和兵力，乱象仍有边际。直到国民党北伐胜利后，军衔的发放便彻底失去了控制。许多杂牌军、投降的军阀、地方武装纷纷被纳入，对应的军衔几乎是随意发放，只要名义上归服即可。1930年代，蒋介石自己在会议上也曾感慨“国民党军队将官数量极多、战斗力却弱”，真正的将军数量早已失控。

以马氏军为例，其领袖马步芳子马继援在年满18岁时被授予上校军衔，成为党团级上校，这并不是因为战功卓著，而是出于中央需要依赖马家军维护当地稳定。如此例子使得各地军阀更加肆无忌惮，军营里盛传“上校不如狗，少将满地走”。

1935年，蒋介石意识到军衔的混乱对部队协同有很大影响。军冲突激烈下，一名少将团长与一名上校师长的相遇，将如何指挥成了难题。因此，蒋介石设立了铨叙厅，将授衔权力收回中央，并规定了严密的军衔制度。随后，还颁布了《特级上将授任条例》，规定特级上将仅授予蒋介石一人，明确分配了其它军衔的名额。这一做法看似规范了军衔，却同时导致任何新人的上升空间被压死。 球友会

虽然1935年第一次正式授衔时，全国仅评出89名陆军中将，但由于此制度根植于政治平衡而非真正的军事管理，军事人才在职位上面临困境。真正的职务与军衔的对应关系一度得以成立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老将不退导致新无法崭露头角的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