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， 南京军区，余秋里与第一政委郭林祥讨论裁军计划，其中不仅包括减少人员，更要处理大军区体制这一重要问题。当时，军队分为11个大军区，机构层级繁多，领导班子庞大，部队布局相互重叠。单纯裁减基层人员而不触动大单位和大机关，难以实现预期精简效果。余秋里提到可以合并几个大军区，先阶段性“拆庙”，减少领导机构，进而自然缩减编制，集中指挥。

在讨论南京与福州两个军区时，余秋里明确表示这两个区域可以合并。郭林祥询问合并后班子的安排，余秋里建议各出一名主官，以防其中一方有被吞并的感觉。这一观点揭示了整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：大军区的撤并涉及干部安排、部队情绪及历史关系，若完全由一方主导，另一方的失落感会加剧，新班子的磨合也会变得更加复杂。

余秋里还表示愿意主动退位，给年轻干部提供机会。他建议福州军区保留政委傅奎清，而南京军区则保留司令员向守志，这样既能兼顾两方利益，也避免原有班子的整体迁移。此外，这也考虑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。当时，许多高层领导年龄普遍较大，而傅奎清相对年轻，向守志则年长许多；因此在调整过程中，不仅要关注职务的高低，还需关注干部的年龄与健康状况。 球友会

值得一提的是，余秋里在提出撤并建议时，已经预见到自己可能会离开领导岗位。对于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他而言，这样的安排并不容易，但却能够减少整编过程中的阻力。当然，最终建议的落实仍需中央和军委的综合决策。军队改革的影响深远，既包括组织调整，也涉及战略方向变更，不能仅凭一次谈话来决定。然而，南京与福州的合并确实反映了这一思路进入了实际的改革计划。

而实际的变化并不仅限于大军区的合并。1985年全军的精简整编开始后，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，军队总员额减少了100万，大量机关、部队及院校被裁减，许多干部也面临转业、退役或重新安置。郭林祥的去向也随之改变，他没有选择简单退位，而是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，随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对老干部经验的重视，也满足了整编时期对纪律监督和政治工作加强的需求。

后来，余秋里的工作重心更多与国务院事务相关，而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则由郭林祥主导。直到1990年，郭林祥才正式离开领导岗位。从提出“拆庙”到愿意让位，再到他转任总政副主任，郭林祥所经历的远不止个人职务的升降。这场改革不仅要求军队压缩规模，还要求领导干部适应岗位的变化。大军区可以撤并，班子可以重组，个人的去留同样必须服务于军队建设的大局。 球友会